經過康熙、雍正兩朝的積累和發展，乾隆時期社會、經濟和文化達到了空前繁榮。與此相對應，這一時期的手工藝製造水平亦發展到了極致，許多方面都顯示出太平盛世的雍容氣象。就皇帝寶璽而言，形成了不同於其他時期的特點，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。

　　首先，數量巨大，用料多樣。據《乾隆寶藪》及現藏實物粗略估計，乾隆一生共刻制寶璽達1800余方，這個數位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，我們在驚歎之餘，也不能不對他的製作之盛深深折服。在質地上，乾隆寶璽也是多種多樣，包括中國制印的傳統材料銅、玉、石、水晶、瑪瑙、象牙、文竹、蜜蠟、澄泥等等，可以看出乾隆寶璽用材的豐富，大大超過以往。當然還是以常用的印童石和玉石占絕大多數。其中玉質寶璽的製作比例明顯增大，這與乾隆時期清廷對玉源的有效控制有密切關係。乾隆中期以後，隨著西北邊疆的穩定，大量優質玉材充貢內廷，宮廷禦用玉器的製作量大增，玉器雕刻工藝迅猛發展，爲玉質寶璽的大量製作提供了物質和技術保證。乾隆帝的寶璽相當大的部分是用玉雕制的，玉石品種包括碧玉、青白玉、白玉、青玉、墨玉、漢玉等，總量達600余方。

　　其次，擇取璽文的渠道廣泛多樣。清代皇帝們深知要統治人數比本民族多得多，文化積澱更爲深厚，社會發展又處於先進地位的漢民族，必須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思想有極爲透徹的瞭解，知彼知己，才能保持長久的安定。因此，他們十分重視對漢文化的學習，自覺地利用儒家禮制塑造自己。到乾隆時期，漢文化已經侵潤到了滿族人生活的各個方面，滿族文化漸趨被同化，“國語騎射”甚至到了需要皇帝通諭全國加以扶持的地步。乾隆帝自己也是一樣，他的深厚的漢文化素養在其寶璽中亦有充分體現，他的許多印文就直接或間接出自經史典籍。當然，被視爲儒家天律的“四書”“五經”，如《論語》《詩經》《尚書》《周易》《禮記》等書中的句子往往成爲首選，可以看出他對這些儒家經典是相當熟悉的。還有一些璽文擇取古代著名詩文中的名篇佳句，如唐代詩人李白、杜甫、許渾、于良史的詩句，如果沒有長期的知識積累，恐怕是不會産生這一現象的。此外，還有許多璽文選自乾隆自己的禦制詩，這也是以前所沒有的。這些文字都充滿詩情畫意，寓意較好，確爲乾隆詩作中的佳句。乾隆之所以選這些詩句入印，大概也有自我宣揚的意思。

　　再次，記事紀盛功能明顯。乾隆時期每遇重要的國事家事，都要刻制寶璽以爲紀念。如乾隆四十五年，他聖壽七十，於是便據杜甫詩句鐫“古稀天子之寶”以爲紀念。至乾隆五十五年八十聖壽時，又仿照此例刻“八徵耄念之寶”，並擇取含有“福”“壽”字樣的詩文用壽山石、青田石、銅分別製成組璽總量達 660方，紀盛之意更爲明顯。乾隆六十年，禪位於皇十五子顒琰，成爲清代歷史上唯一的太上皇，於是用喜字第一號玉寶刻“太上皇帝之寶”用以彰顯熙朝盛瑞，“太上皇帝之寶”成爲他太上皇身份的標誌性物件。又如爲紀念其在位期間十次遠征邊疆的重大勝利，特鐫“十全老人之寶”等。這些寶璽在他去世之前不斷地被複製，數量很多。如果把它們按年代先後排列起來，乾隆一朝重大的國事家事便可一目了然。

　　此外，重復品較多，同一內容的璽文有時刻制幾十方，成爲乾隆寶璽的又一大特點。據《乾隆寶藪》所載大略統計，“古稀天子”和“古稀天子之寶”共刻過42方，“猶日孜孜”24方，“八徵耄念”和“八微耄念之寶”63方，“自強不息”45方，“十全老人”和“十全老人之寶”13方，
“太上皇帝”和“太上皇帝之寶”20方，“乾隆宸翰”22方，“饗用五福”15方，“三希堂”13方，“奉三無私”11方，“惟精惟一”11方。在乾隆帝看來，恐怕惟其如此才能與其太平盛世的氣象相匹配。

　　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乾隆禦用寶璽材質大部分是玉質，顯示出乾隆帝禦用寶璽大量使用和田良玉的歷史事實。拍賣市場也拍賣過不少乾隆寶璽，其中不乏精品之作，如“猶日孜孜”“自強不息”“八徵耄念”等璽文的寶璽，折射出乾隆帝在特定歷史時段的思想狀態，有的寶璽製作時段在乾隆帝的人生歷程中具有特殊性，記事紀盛的意圖顯而易見。